换言之，这将构成对风险升高理论的严重打击，似乎遇到类似于本罪因果关系的讨论时，该理论将失效。
[5]无论前述观点是否妥当，这种研究仅仅解决了立法逻辑，没有给出该条司法适用的具体规则。下位法与上位法针对同一事项作出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条文的情形属于立法法规定的抵触，下位法与上位法抵触部分当然无效。
因此，根据对美国刑法的查明与比较研究，美国雇员案中P公司提供证据材料记载的D先生1979年7月在M州某县的BURG 2ND（SUS）记录相当于我国法律的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劳动者在订立劳动合同时未如实披露本人受刑事处罚的情况并不必然构成欺诈，只有这种隐瞒导致用人单位作出了订立劳动合同的错误意思表示的才构成欺诈，从而导致劳动合同无效。法庭根据犯罪的性质和情节、犯罪人的历史与性格，认为对被告人给予机构监禁以保护公众是没有必要的，法庭可以判处任何被宣告有罪的被告人一定期限保护观察，同时保护观察监督机构会对被告人进行指导、训练或帮助。第二，报告的范围是前科而非犯罪记录，特定人员应免除前科报告义务。（三）美国前科消灭制度对外国劳动者履行前科报告义务的影响 我国与美国在前科消灭制度方面有明显差异，使得认定外国劳动者是否实施我国刑法第100条的隐瞒行为时也非常复杂。
所以雇主可以问卡车司机是否有交通方面的犯罪前科，青少年辅导员是否曾经犯过猥亵罪或者其他性犯罪，收银员是否有过偷盗之类的犯罪记录。解决该案犯罪记录争议关键在于以下两个问题：（1）P公司出示证据证明D先生1979年7月3日在美国M州R县具有BURG 2ND（SUS）的记录，D先生2016年2月9日向R县法院申请封存了该犯罪记录，D先生能否视为我国刑法第100条受过刑罚处罚的人？（2）2013年D先生向P公司提供美国C州K市警察局出具的书面无犯罪记录证明，是否属于适当履行我国刑法第100条规定的前科报告义务?回答前述问题不能局限于我国犯罪概念，因为比较法方法论的核心是功能性原则，问题表述时必须不受本国法律制度体系上各种概念的拘束。[24]既如此，为何现行我国《宪法》3条第4款未明确提及中央的积极性呢？这或许是由于在修宪过程中，鉴于当时举国上下对权力高度集中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的深刻反思，普遍认为特别突出地方的积极性更有利于拨乱反正，这也解释了1980年10月7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确定的宪法修改的九类重点题目中实际将如何扩大地方的权限作为在宪法中正确规定央地关系核心议题的原因。
[94]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对地方试点经验的再总结与再提升。然而在1982年3月10日举行的宪法修改委员会分组讨论上，孙起孟却指出这种提法不确切，因为‘职权不同于‘权力，特别是不应把中央统一领导与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并提。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已不再能够统一，中央政府拥有了更大的财权，而省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权与其支出(事权)相比则小了很多。[107]同前注[104]，朱广忠文。
[108]详见贾康、苏京春：《现阶段我国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改革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16年第10期。[3]还有学者认为地方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就是允许并鼓励地方政府自主创新、先行先试，允许地方做中央或国家法律法规不禁止做的事情，中央(领导人及部门负责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并向全国推广。
由此，学界又提出协商的思路，这滥觞于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央与地方间商量办事的经验。[28]由此可见，一方面，中央的统一领导是作为积极性的逻辑前提出场的，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不论是立场还是路径，积极性的发挥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而中央的统一领导没有任何增减或形塑的余地，因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不在于谁在控制资源，而是谁在控制规制权。1980年10月7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确定了宪法修改的九类重点题目，第四类即在宪法中如何正确规定中央与地方关系，尤其是如何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27]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
[22]1981年1月第一批外地专家学者座谈会上，吴家麟教授亦明确提出：关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这个问题我们应慎重考虑。最常见的隐性联合是基于国家区域发展规划而产生的区域联合体，如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等，相关区域的地方虽无明确的联合文件或协议，但由于作为同一政策受体的共性而产生事实上的利益互通性与相关性，[113]当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央地关系博弈时，其主动性空间明显要大于地方个体的单打独斗。[80]参见胡玉桃：《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法治化路径》，《学习与实践》2016年第10期。[42]同前注[39]，谭建立编著书，第6页。
[75]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100]参见秦德君、曹永盛：《公共政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机制的行政学分析》，《领导科学》2015年5月(中)。
相反，当地方政府缺乏足够多的财政收入时，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抑制。其一，显性的联合，最典型的莫过于西南六省(区市)的经济协调会、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等。
其中，前者意在彰显地方的作为空间由中央决定并主导，后者则旨在突出地方的能动意愿同中央的互动和补充，而中央的统一领导也由此衍生出不同的规范侧重。[26]参见前注[4]，胡鞍钢文。其中虽无积极性的表述，但逻辑上实已暗含其中：利于国家统一面向中央，利于因地制宜面向地方，央地积极性内涵各有侧重。[29]另一方面，虽然恩格斯坚信集权是国家的本质，是国家的生命基础，[30]但中央积极性并不必然表现出对事无巨细的统一领导的一味追求——既然中央积极性在本质上源于对国家整体利益的通盘考量，倘若适当放权所激发的地方积极性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那么这种与统一领导存在形式冲突的放权又何尝不是中央积极性的应然组成部分？即建立相对灵活的国家治理架构，从而达到在整体利益上中央与地方权力达到平衡。我国现行宪法首次明确提出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层面的积极性问题。文件层层下达后，读还是不读，有的选。
又如为了特定的跨区域或全国性事业所产生的事实联合，如为了三峡工程的建设和运营，其所在的湖北省与重庆市就结为了一种特殊的联合体，在中央层面甚至专门成立了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作为横向的议事协调机构，[112]两省市由此在三峡问题上获得了更多的主动性空间。[3]参见王军：《发挥地方积极性的理论定位与政策选择》，《理论视野》2002年第6期。
[38]逄先知、金冲及：《〈论十大关系〉发表前后》，《百年潮》2003年第12期。(二)一个抑或两个：积极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之维 在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话语体系中，两个积极性乃常见的习惯表述。
[52] 同时应注意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国家顶层设计在阐释相关问题时，长期采用的是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表述，[53]那么，支出责任与财力的关系又为何？笔者认为，若超越一个硬币两个面的简单理解，则根据公共产品层次理论，特定一级地方承担了何种事权责任，就应当有相应的支出能力与之相匹配。[31]吴东镐：《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议题》，《当代法学》2015年第4期。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因高饶事件取消大区制就是典型体现。其三，中央持反对立场，但由于种种原因未及时否定地方的隐性对抗策略而在事实上营造的地方主动空间。[69]楼继伟：《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页。建国初期的《关于1951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国营工业生产建设的决定》和《划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等文件就曾提出在继续保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统一领导、统一计划和统一管理的原则下，把一部分适宜由地方政府管理的职权交给地方政府。
使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对于处理原来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关系更加准确了。[81]至于弱势省份，又可通过地方联合体的方式夯实自身的协商地位，如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西南六省(区市)经济协调会，这个省级联盟的成立实际出自胡耀邦(即中央)提议的事实亦表明，中央并不会无视较弱势地方的需求和声音。
下级要服从上级，地方要服从中央。[21] 第一，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问题从传统的经济领域转向更为宏观的国家职权划分领域。
可见，虽然在现行宪法实施之前，地方积极性问题主要置身于经济语境，但这并不影响中央不应过多干涉不该干涉的地方之事早就作为隐含的制度价值粉墨登场。现行宪法在原则体系结构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将《共同纲领》的创造性改为主动性，其制度背景在于地方积极性被具象化为地方职权制度空间的反作用——央地事权的划分既然以法律规范的方式确立，再强调可能弱化规范空间或削弱法律安定性价值的创造性显然不妥，而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促成央地关系在实践层面的优化，则完全符合我国《宪法》3条第4款和新时代央地关系发展的价值预期。
如有学者认为，该款的积极性不能仅理解为是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率的积极性，还应包括推动社会发展和实现公平正义的积极性。由于中央实质代表了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央积极性的价值意义本质上就指向国家发展的根本任务，我国《宪法》序言第七段将其阐述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贯彻新发展理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动性是积极性的主观背景，而积极性则是主动性的客观体现——在逻辑上，只有在积极性被真正调动的前提下，地方才可能充分发挥主动性并参与到特定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互动过程中，即积极性提供了主动性的空间，而主动性则实现了积极性的价值。[38]这就在地方事权与地方积极性之间建立了明确的逻辑关联。
第三，按照前述文义解释的逻辑，虽然我国《宪法》3条第4款的表述将主动性主体定位为地方，但中央的主动性的追问依然存在，只是基于单一制客观实践所确立的中央在调整央地关系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中央的主动性并无在宪法中作明确规范之必要而已。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
[5]王建学：《论地方政府事权的法理基础与宪法结构》，《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第一，在理论上，中央利益实际是国内各级各类地方利益的有机整合，在根本价值取向上具有内在一致性。
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然而，不必过于杞人忧天的是，中央完全枉顾地方声音而强行划分事权的情况不会轻易出现。
